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是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所在，是持续发挥以开放促改革重要作用的必然选择。必须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打通制度、规则等层面存在的各种壁垒，能够有效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更好发挥对外开放作用，以制度创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积极贡献。

　　一是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这就要求更好发挥对外开放作用，实现各类要素优化配置，推动各类要素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自由流动。只有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才能形成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优势，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从而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二是有利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世界经济的新一轮规则重塑中，国际经贸规则由边境规则向边境后规则转变。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深化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适应对外开放新趋势的战略抉择。

　　三是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商事制度、投资管理等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更好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建设既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长远方向、又适应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四是有利于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领域新模式不断涌现，相应领域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热点。在此背景下，需要通过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相关规则制定，增强与其他经济体的制度协调，不断提升我国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水平，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着更加公平、公正、透明、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从内容上看，制度型开放是系统性构建满足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的规则体系。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拓展，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合作，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各领域全面系统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从范围上看，制度型开放正由边境规则向边境后规则延伸和拓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并不高，对外开放大多以货物贸易和制造业利用外资为主，对接的国际经贸规则也集中于关税、外资准入等传统的边境规则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开放所涉及的规则范围大幅拓展，数据、创新、金融、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劳动者保护、补贴等方面的边境后规则对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着眼于这些领域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当前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所在。

　　从层次上看，制度型开放体现了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40多年来，改革和开放始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深化改革有效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释放需求潜力，为我国对外开放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扩大开放在吸引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经贸规则、管理制度等的完善。制度型开放涉及商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监管一致性、环境保护等重要改革任务，为形成改革和开放深度融合的良好局面提供重要动力。

　　为更好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要实施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接轨。

　　第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东盟自贸区相关协定，不断提升我国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水平。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相关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这一平台，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数字经济合作等领域与共建国家开展深度合作，打造国家和地区间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示范性制度安排。

　　第三，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鼓励有条件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在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等规则上进行创新性探索，全方位、多角度推进规则谈判和规制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围、提质、增效。

　　第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国际高标准、高水平为标杆，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大幅度降低企业获得项目建设许可、获取信贷等方面的成本和时间，提升业务开展效率。在商事诉讼、商事仲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快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