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樊锦诗再次回到公众视野。近期，编号381323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为敦煌永久守侯。

　　与此同时，她毕生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樊锦诗文集》出版；“樊锦诗基金”也正式成立，继向北京大学捐资1000万元后，樊锦诗再捐1000万元，支持敦煌文物事业发展。

　　樊锦诗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敦煌，至今已在敦煌守护整整60年，她也从一名北京出生、上海长大的青春靓丽的姑娘，成为满头银发、享誉中外的“敦煌的女儿”。“是敦煌塑造了我、成就了我，没有敦煌也没有我的今天。”樊锦诗说。

　　日前，在敦煌研究院举办的樊锦诗从事敦煌研究60年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博领域资深专家、相关领导，以及樊锦诗曾经的同学、同事对她投身敦煌研究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分享了不少樊锦诗身上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着交往多年的同仁、朋友们回忆过往，头发花白的樊锦诗不时微微地笑着，点头向发言者致意，还不时认真地记下大家关于文物工作的建议。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文物工作者，我应当自觉投身于祖国的文物事业，正视敦煌石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坚守初心和历史使命，为做好敦煌石窟各项工作尽自己应尽的责任。”樊锦诗轻柔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坚定，“要继续为敦煌服务，更好地回报社会”。

　　在敦煌60年，樊锦诗带领团队在石窟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方面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使敦煌石窟保护从抢救性阶段迈向科学保护新阶段，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得到国内外文物业界高度肯定和评价。

　　在多年的同事，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张先堂看来，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团队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甚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

　　张先堂记得，《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从院级课题立项到完成出版，前后历时11年。“其中缘由很多，除了历史机缘的集聚、学术条件的逐步改善需要时间外，更与樊先生对学术研究工作高度负责、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有关。”他说。

　　历时十多年精雕细琢，《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报告一经面世，就得到各方高度评价。报告曾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引起国际敦煌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张先堂回忆道，2011年，他与樊锦诗一起在巴黎参加法兰西学院组织的法中敦煌学研讨会，樊锦诗在会议上介绍考古报告，童丕、郭丽英等法国著名敦煌学专家翻阅当时尚未正式出版、还处于散页清样的敦煌考古报告时，即予以肯定和赞扬，后来樊锦诗荣获法国“汪德迈汉学研究奖”。

　　2013年，张先堂在莫高窟资料室见到来访的英国著名汉学家、中国佛教艺术史研究专家韦陀教授，韦陀翻阅着樊锦诗的考古报告，夸赞这本考古报告写得非常好，非常有创意和典范性，激动地表示要组织人把此书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学者。

　　“我为樊院长的学术成果得到国际敦煌学术界赞誉感到高兴，也感受到作为中国敦煌学者的自豪。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流传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情况被彻底扭转。”张先堂说，樊锦诗曾告诉他，自己用40年时间写出敦煌石窟第一本考古报告，才算完成了当年北大毕业时老师交给她的任务。这让张先堂更加真切懂得“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厌千回改”的内涵。

　　在樊锦诗看来，“板凳要坐十年冷”，是从事文物研究工作者要练就的一门硬功夫。“樊先生在敦煌的60年，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择一事，终一生’。”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看来，这正是樊锦诗执着坚守、久久为功，用生命让敦煌重生的写照，“这也是她对青年学子的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

　　除了学术上的坚守，作为敦煌研究院多年来的管理者，樊锦诗为保护敦煌默默地付出了大量不为人所知的努力。

　　中国文化遗产院研究员黄克忠与樊锦诗是相识多年的同行和朋友，多年来，在面对要改变莫高窟管理体制的大事前，樊锦诗挺身而出，抗住压力的事例令他印象十分深刻。

　　黄克忠介绍，1998年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这明显是违背文物保护法的”。当时作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如坐针毡。为了保护好莫高窟，樊锦诗找出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此为准绳，多次向有关方面反应，慷慨陈词，保住了莫高窟。

　　2014年年底，地方出台的大景区建设规划中，将莫高窟-月牙泉列入规划。“这是要改变莫高窟的管理体制啊。”黄克忠说，为了阻止此事发生，樊锦诗四处奔走，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经过一番不懈努力，最后没有改变莫高窟管理权。

　　“在这一过程中，她置个人健康和安危于度外，人瘦了10斤。她尊重历史和事实，敢讲真话，不怕得罪人的做事风格，值得尊敬。”在黄克忠看来，敦煌研究院之所以发展如此快，成果那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体制始终未变”。

　　“能作为‘老太太’的同事，是我此生的最大荣幸之一。”与樊锦诗共事多年，和院里许多老同事一样，张先堂喜欢亲切地称樊锦诗为“老太太”，“我感觉敦煌研究院就像一个大家庭，樊院长就像我们的大家长”。

　　敦煌地处偏远，生存环境艰苦，研究院要留人，更要靠事业和情感留人，要让年轻人在研究工作中找到兴趣点，实现自身价值。在张先堂看来，帮助青年成长成才，确保敦煌事业后继有人，樊锦诗同样付出了大量心血。

　　1994年，张先堂调入敦煌研究院后，一直在为选择适合的学术研究方向踌躇不定，研究工作一时打不开局面。此间，正是樊锦诗的教导和启发，让他选择了敦煌供养人研究方向，逐渐走上了将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图像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的道路。

　　“作为研究院负责人，樊院长经常走进青年研究人员中间，了解青年研究人员的所思所感，帮助大家确立方向、厘清思路。”张先堂清楚地记得，樊锦诗多次讲过的3方面指导意见令他颇为受益。

　　一讲敦煌研究院的学者搞敦煌学研究，一定要扬长避短。张先堂回忆，樊锦诗经常说，敦煌研究院的学者守着莫高窟这个文化艺术宝藏，要充分挖掘发现其中蕴藏的多学科的材料及其价值。“她经常鼓励兰州分院文献研究所等部门的同事不要老是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要多到敦煌，多进洞子，只要进洞子考察多了一定会有新发现”。

　　二讲学术研究不要扎堆儿赶热门，要善于抓住冷门，找薄弱环节。“比如敦煌供养人就很少有人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有很多供养人的材料，抓住这些丰富的材料搞研究，一定会出成果的”。

　　三讲敦煌学研究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要搞学科交叉，才会有拓展创新。“她多次对文献所的同事说，你们搞文献研究，不要眼睛只盯着文献，全国许多大学都有敦煌文献研究的资料，要比文献研究我们不一定比得过人家，敦煌研究院的学者研究敦煌文献材料应该把它与石窟中的图像材料结合起来研究，这样你才有优势。”多次听了樊锦诗的这些教导，张先堂茅塞顿开。

　　“我检索发现有关敦煌供养人的研究成果较少，但敦煌供养人的研究材料实在是太丰富了，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2004年、2005年，张先堂组织本院几位同事先后申报并获批了院级课题“敦煌石窟供养人图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

　　近20年来，张先堂一直坚持开展敦煌供养人研究，持续五六年对莫高窟中的供养人图像资料进行普查，并尝试将藏经洞出土有关供养人的文献资料与敦煌石窟中供养人图像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这些年来，张先堂和课题组成员先后发表了20余篇论文，探讨供养人图像总量、供养人图像发展演变历程、供养人图像资料的多学科价值等一系列问题，并由供养人研究进而拓展到对藏经洞封闭原因这一千古之谜的探讨，阐述了藏经洞封闭原因的“供养说”。

　　“回想起来，我从事敦煌供养人研究将近20年，追溯源头，正是缘于受到樊院长的启发引导，对此我一直感铭于心。”他由衷地说。

　　“当我走进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当我站在九层楼对面的戈壁上，面对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以及老前辈们的墓碑时，当我看到80多岁的樊院长还在为莫高窟忙碌的背影时，景仰之情油然而生，热泪会忍不住往上涌。”长期参与敦煌文物保护工作的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明明感慨地说。

　　“为了让莫高窟文化和精神传承下去，为了让研究院后继有人、可持续发展，樊院长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王明明说，负责敦煌研究院工作20多年来，樊锦诗通过带薪学历培养、各种专业培训、在重要岗位上历练等多种途径，为敦煌研究院培养出一批批能力强、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保障了敦煌研究院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敦煌很艰苦，能来莫高窟不容易，能待下来就更不容易。我们要尽量用好每一个人的长处，让每一个人都有所作为，让每一个人都有希望。”王明明经常听到樊锦诗这样说。正是樊锦诗对年轻人的长期关注和倾力支持，让敦煌研究院后继有人，现在很多70后、80后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担当大任，不少90后也开始崭露头角。

　　在王明明看来，莫高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几十年来沉淀形成的敦煌研究院文化和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为内核的莫高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琨是樊锦诗的大学同学，1958年他们一起踏进北大历史系、选择了考古专业。毕业后，罗琨去了中国社科院，而樊锦诗则远走敦煌。

　　大学期间，罗琨就对樊锦诗印象深刻。“我们一起进了免修体育课的‘保健班’，科目是打拳和跳绳。没有课堂要求，秩序比较松散，唯独樊锦诗，学习打拳，一招一式很是到位，我第一次发现了这是一位认真、自律的人。”罗琨回忆道。

　　“作为老同学，我知道她是怎样在前辈莫高窟人的感召下、在莫高窟同仁的支持下、在莫高窟60年工作的磨砺中成长起来的。”罗琨说，樊锦诗所得荣誉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对一代代莫高窟人的褒奖。他说，几年前，《我心归处是敦煌》出版后，樊锦诗告诉他，之所以同意出版口述历史，是因为深感“应该为莫高窟人立传”。

　　张先堂回忆，2004年，敦煌研究院科研处筹备为纪念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暨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当时，对于是否举办、如何举办纪念常书鸿先生诞辰的纪念活动，由于种种原因院里存在不同意见。”他说。

　　“我们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局着眼考虑问题，肯定、褒扬常先生也是宣传敦煌研究院的历史业绩，宣传老一辈专家学者对敦煌文物事业的历史功绩，激励年轻一代人为敦煌文物事业继续奋斗。”此间，樊锦诗多次讲道，对常书鸿先生开创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历史功绩要充分肯定和大力褒扬。

　　在樊锦诗支持下，常书鸿先生纪念活动取得圆满成功。“院里为常先生铸了纪念铜像，建立院史陈列馆并设置常书鸿故居纪念室，举办纪念常先生百年诞辰的座谈会和大型学术研讨会，邀请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曾在莫高窟工作的许多老专家重返莫高，实现了敦煌研究院大家庭的团聚。”在张先堂看来，这些重大活动可以在敦煌研究院历史上记上一笔。

　　在美国敦煌基金会主席倪密·盖茨的印象中，“樊院长在工作上把控全局，非常果断，实际上她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

　　把握大局也关注细节，樊锦诗全身心致力于敦煌事业。对于这项特殊的事业，历经60年洗礼，樊锦诗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长远的洞见。

　　“在大家群策群力、鼎力支持下，敦煌文物事业已迈上科学保护、研究、弘扬、管理道路，莫高窟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有效科学探索，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肯定和评价。但敦煌文物保护利用和弘扬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永久的事。”樊锦诗说。

　　“我心归处是敦煌”，对于心心念念的敦煌，樊锦诗有3方面感受：其一，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每一个莫高窟人必须心怀理想、脚踏实地，抓住问题导向、注重细节，践行“莫高精神”，择一事终一生，才能成就敦煌文物事业。其二，文物工作要与时代同行，20世纪80年代开始，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坚持开门办院、守正创新，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方面做文明的交流互鉴，一方面坚持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开创了敦煌模式，铸就了敦煌质量品牌，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了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文物保护模式也已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国际。其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既需要青灯黄卷，也需要科学精神，坚持以研究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据、以规划为蓝图、以人才为支撑、以永久保护、永续利用为目标的科学发展路径是取得成绩的关键。

　　2019年，习考察莫高窟时，勉励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再接再厉，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我认为，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这也是对我个人的要求，所以我对敦煌的奉献还要继续，还要再尽绵薄之力。”樊锦诗说。

　　近期，樊锦诗决定把近几年陆续获得的 “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以及个人积蓄，凑足2000万元，设立专项基金。一半赠予母校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支持北京大学敦煌学的研究，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一半捐赠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用于推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发展以及急需人才的培养。

　　“这算是自己对敦煌事业，对推动全社会全方位助力敦煌研究院‘典范’‘高地’建设，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她说。

　　“樊院长捐出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敦煌学研究和莫高窟保护。这对于一介书生确实是一笔巨款。”相较于樊锦诗对敦煌研究的慷慨捐赠，在王明明印象中，樊锦诗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是“能省就省”，从不乱花一分钱。

　　王明明说，出差到北京，樊锦诗常住在景山后街的小旅馆里，每天200元左右。有职工考上研究生，但由于不在编、收入低，不符合带薪上学政策和条件，她就自己出钱资助他上学。

　　“她外出公干总是一个人，坐飞机是普通经济舱，出入没有随员。”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李美贤女士和樊锦诗交往多年，她说，樊锦诗虽然是院长，但没有架子，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莫高窟前面的河边散步，天色晚了，要返回莫高窟，樊院长在一个闸口对里面的人说，让我们进去吧！”李美贤回忆道，樊锦诗喊了多次，里面的工作人员没有理睬，后来同行的人说她是院长，里面的人愣了半天才让大伙儿进去。

　　“透过这些与樊院长有关的大事小情，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其管理逻辑和本质在于激发人们的善意和良知。”王明明说。

　　“我们是做了一些事，但这些事都是应该做的。敦煌还有许多事等待我们去做，以后的工作还要做得更好，不存在最好。”樊锦诗希望新一代莫高窟人，自觉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勇做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让莫高精神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