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北京正采取多种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经历过很多次抗击传染病的大战役，从最初突如其来的攻坚战，到后来有准备的防御战，科学防治传染病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本报1999年11月6日12版《本市流感回顾》记载：1957年甲2型病毒引起北京流感大流行，全市约有50％以上的人群感染，迫使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不仅给人民群众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同时还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当时北京患流感的人很多，有些学校不得不因此停课。而且，一旦松懈，流感就趁机扩大声势。比如，清华大学在3月20日之前有100多人患流感，学校采取紧急措施后，病况有几天没有继续扩大，但从3月20日晚上起连续演了几场话剧，观剧的人很多，结果到3月26日，全校患流感的突然增加到1600多人。（1957年3月27日《北京日报》2版，《制止流行性感冒继续蔓延》）

　　气象专家认为，此次大流感与北京当年春天天气忽冷忽热有关。那时候，全市各医院除集中力量为门诊突然增加的患流感病人进行治疗外，很多医生、护士还利用学习时间和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到流感患者较多的单位协助防治，有一部分医生和护士暂时留驻在工厂、学校等单位给患者治病，连正在实习的卫生学校学生也参加了防治工作。（1957年4月11日《北京日报》2版，《流行性感冒患者逐渐减少》）

　　为了控制流感蔓延，当时北京各单位减少了集会活动，影剧院减少了放映场次和演出场次，国药店工人还赶制了防治流感的丸药。直到1957年4月中旬，这场大流感才基本被控制。所幸，这期间很少有流感并发症的病人。（1957年4月15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流行性感冒基本制止》）

　　1988年7月下旬，本市一些单位出现红眼病流行，到8月，显现出暴发流行的趋势。

　　这种传染病最先是在京郊门头沟的一座煤矿发现的。当年7月27日，当地的医疗机构向市卫生局报告：这里发现了280名红眼病人。7月30日，61路公交车队的40多名司售人员被发现感染了红眼病。此后，北京各医院的眼科大夫惊呼：患者数量直线版，《红眼病不速之客在北京游荡》）

　　据本报1988年8月9日1版《本市一些单位流行红眼病 眼科医生告诫读者抓预防》报道，同仁医院候诊大厅挤得满满当当，到处是红肿着眼睛的病人。一位父亲领着孩子去看病，他们全家都染上了红眼病。一名工人说，他们车间里不少人得了这个病，他是让同事传染的。眼科大夫介绍，此病常常是一个家庭、一个车间、一个托儿所地集体患病。

　　尽管这是一种可在两周内自愈的疾病，可由于蔓延迅速，红眼病还是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惊慌。药店里吗啉双胍等眼药开始脱销，北京的两家药厂每天要生产14万支眼药以满足需要。那时候，北京市场最时髦的药物是利福平、氯霉素眼药水和酒精。

　　为防治红眼病，京城各医院加设了临时红眼病门诊专台，实行挂号、收费、取药一条龙服务。收费处将红眼病人接触过的钱币集中消毒，防止传染。8月11日起，北京关闭了所有游泳场馆。市政府还要求浴池、理发馆等公共场所加强消毒，提倡淋浴，尽量不使用公共毛巾。

　　卫生部门分析，此次红眼病暴发与当时北京气温高、湿度大、病毒繁殖快有关，其病原为肠道病毒70型和柯萨奇病毒24型。（1988年8月11日《北京日报》1版，《勤洗手 不用手摸眼睛》）

　　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其病毒非常独特，之前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现过，其主要传播途径是唾液飞沫。最初，人们没有针对这种新型传染病的特效预防手段，没有特效诊断方法，更没有特效治疗药物。4月28日，北京地区一天的新增疑似病例达149例，确诊病例达96例；4月29日达到高峰，新增疑似病例149例，确诊病例152例。（2003年6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群防群控威力无穷》）

　　北京启动了一级疫情控制措施，全力以赴开展防治。4月中下旬，全市紧急调配上千张病床，用于收治非典患者、疑似患者和留观人员，并在有关医院搭建拥有数百张床位的临时建筑。（2003年4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抗击非典 北京众志成城》）5月1日，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小汤山医院启用。

　　那段时间，北京抗击非典实现了村自为战、社区为战、校自为战、工地为战。在工地，每天工人全员测体温，严格控制离京；“对健康人员就地预防，对有接触史的就地观察，对确诊者就地治疗”。在农村，每户一支温度计，严格管理人员进出，发现疫情立即上报。在车站、机场、进出路口，对来往人员增强了防疫检查。重点疫情区域实施隔离。（2003年5月13日《北京日报》2版，《北京，决战非典的日日夜夜》）

　　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疫情最终被控制住。2003年6月24日，世卫组织解除了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2003年6月25日《北京日报》1版，《北京昨天“双解除”》）

　　2009年4月，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暴发。5月中旬，北京确诊一例输入性病例。

　　甲型H1N1流感，就是人感染猪流感，简称甲流。患者是一名从美国归国的女学生，先到北大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后被120救护车转入地坛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入院两天，病情稳定，体温基本恢复正常。（2009年5月17日《北京日报》1版，《北京确诊一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

　　此前半个月，一位墨西哥人在香港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与这名患者同乘一架航班的15名密切接触者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了为期7天的隔离和医学观察。当时虽未发现确诊病例，北京依然对这种传染病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确定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为定点医院外，北京市125家所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全部开展流感样病例监测，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村卫生院在内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施发热等症状监测，同时，全面提高了检验检疫级别。

　　确诊病例出现时，正值北美一些国家学校集中放假，针对这种情况，北京的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防病战役中。据本报2009年5月19日1版《全民御“甲”》记载，三里屯街道办事处成立了由社区医生、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辅导团队”，得知哪家有留学生回国，便及时上门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建议其尽量在家自我隔离，避免参加同学聚会，探望亲友，少去人多的公共场所。

　　11月，本市向市民免费开放甲流疫苗接种，甲流报告发病数持续下降。截至12月27日24时，全市报告实验室确诊病例10673例，其中死亡病例占6.1‰，病死率低于全球报告的甲流病死率。（2009年12月31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甲流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3年4月13日凌晨，市卫生局发布消息称：北京发现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患者是顺义区一名7岁儿童。（2013年4月13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现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

　　据本报2013年4月15日1版《本市首例H7N9禽流感患儿病情稳定》报道，患者父亲看到过媒体上关于禽流感的宣传，没敢去小诊所，马上自己开车带着孩子直奔地坛医院。医护人员一听患儿的父亲是从事活禽宰杀工作的，立刻就绷紧了H7N9禽流感这根弦儿。医院没有等到实验室检验结果明确为禽流感时再采取药物治疗，而是发现患儿有实质肺部病变后迅速采取了用药措施，使得患儿得到了最及时的救治。7天后，患儿康复出院。

　　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确诊后，北京连夜部署十大应对措施，包括取缔各类有形无形的活禽市场，停止活禽交易；启动55家传染病网络实验室，对流感样病例实施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筛查；启动应急小分队和流调小分队并实行24小时备勤；储备200万人份达菲等。

　　4月15日凌晨，本市在主动筛查监测中，又发现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携带者——一名来自朝阳区崔各庄乡的4岁男童，孩子不发烧，也没有身体不适现象。此后，北京首次将流感样症状患者和健康人群纳入H7N9禽流感监测范围，禽流感的监测对象从高危人群扩大到普通人群。（2013年4月16日《北京日报》1版，《北京发现首例无症状H7N9病毒携带者》）

　　由于防控措施到位，疫情并未扩散。来自市卫生局的监测显示：4月1日至5月20日，本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累计排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39例，其中确诊H7N9禽流感病例1例，已病愈出院，排除38例。本市累计监测禽流感高危人群2344487人次，未接到流感样病例报告。（2013年5月28日《北京日报》6版，《H7N9禽流感疫情纳入常规监测》）

　　几十年来，在一次次抗击传染病的过程中，北京从被动防护到主动出击，逐渐明确了“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的防控原则，积累下不少宝贵经验。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化，未来，北京的公共卫生安全将面临更大挑战，应急能力也将在一次又一次抗击传染病的实战中迈上新台阶。